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一百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从“六个历史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只有从不同历史维度考察分析，才能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更好地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特性：一是突出的连续性，二是突出的创新性，三是突出的统一性，四是突出的包容性，五是突出的和平性。其“突出的连续性”，证明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独立自主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扎根中华大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和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以及中国人民的日常价值观念相融通的历史必然。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相互契合。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来源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两年后，马克思就对第一次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仅从经济上讲，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分田，“其目的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二是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化现代化，由结合而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指引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正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丰富发展；三是筑牢了道路的根基。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纵深中，拓展了文化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赋予现代力量的同时，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四是开启了创新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使我们在思想和文化上有了主动权，并有力助推我们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五是巩固了文化的主体性。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证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均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主要体现。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实现强国复兴、追求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实践，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幻象，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定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与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并坚定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必然
通过观察世界社会主义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通过前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得失成败，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阐明了人类必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二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改革、高潮和低潮、胜利与挫折的种种磨砺，既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绩，也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失误，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历史曲折，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
三是中国共产党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经历了艰辛探索的历程。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我们党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希望。“苏东剧变”后，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从未中断，西方社会齐力“唱衰中国”。面对“二十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的妄言，我们以“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坚定信念，用实际行动和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粉碎了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和“唱衰怪论”。
当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但我们要充分认识西方世界在各方面长期占优的现实，不能低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力，“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尤其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斗争中为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而顽强求索的历史必然
近代以来，为解决中国面临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自1840年起，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野蛮侵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两大历史任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
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中国人民开展了英勇斗争。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大的运动：一是太平天国起义，二是戊戌维新变法，三是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起义和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最终结束了封建帝制。
但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变法（戊戌变法）、不发动民众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不能承担起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
旧的路走不通，就会寻找新的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中国出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至此，党的成立具备了思想和干部上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代18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历史必然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一百多年，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多年，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历史上奠定理论自信、指明前进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从井冈山开始，我们党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经过遵义会议，党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全党急需了解并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中国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之后，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和重要思想，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形成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进一步就这个问题提出许多新方针新设想。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我们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我们“建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统一”“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教科文卫体各项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践说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在历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严重曲折后，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强调“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初步提出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这次全会开始，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此后至2012年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从我们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再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我们科学解答了一系列问题。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引，党领导人民坚强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奔向全面小康。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强国复兴梦注入新的思想动力，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对党执政兴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考验和风险；面对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消除了存在于党和国家内部的严重隐患，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和变革。期间，我们凝心聚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迎来建党百年。
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当前和未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取得的一切成功，归根到底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系统认识新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的历史必然
党的历史不能割断，更不能虚无。“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总的来说是相互联系的，“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奋斗和成就，以及积累的各方面条件与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很难顺利推进；如果我们党不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可能遇到像“苏东剧变”一样的危机，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建设成就，从各方面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战略转移，这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所经历的曲折，“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有差异，但不能被割裂，更不能对立。建国初期，我们敏锐地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也看到了“苏联模式”的诸多缺陷。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独立思考，“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的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无论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本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党的八大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我们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八大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这是我们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这与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一脉相承。
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初期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这份《决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它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同时又根据新的实际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引领国家和民族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进入新时代，取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成就。
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贯通起来，才能回答好“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不走“老路”，更不会走“邪路”，才能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必然
我们自1978年以来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的形成、制度的确立、文化的发展，由此培育并造就了“四个自信”。
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广阔前景。这条路符合中国国情，也适合当前时代发展新要求。这是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奋斗实践中创造出的路，是引领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实力得到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全面小康，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
必须坚定道路的自信，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扬斗争精神、不惧任何风险、不为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奋斗前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创新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我们不断深化理论认识。苏联解体后，面对西方“和平演变”压力，我们依靠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南方谈话”后打开全面开放新局面，并成功将这一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并在新形势下得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同时，根据实践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不断丰富其内涵，指明强国复兴之路。
必须始终坚定对党的基本理论的高度自信，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增强实现强国复兴的坚强信念。
制度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对比西方国家的“党派纷争”“政治精英操弄”“利益集团”等问题，我国的政治制度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充分保障国家机关高效运转，充分保证国家政策持续稳定；对比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拉大”之弊，我们的经济制度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益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把经历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并巩固好，把我们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好，持续发挥好制度优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文化的自信是从历史的传承中、革命的奋斗中和改革的创新中得来的。我们要传承好革命文化、发展好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出光耀世界和时代的现代中华文化。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的红色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些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基。改革开放以来，“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担当和自觉。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要继承革命文化，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创新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六个历史必然”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方位，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之源。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理论武装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站稳人民立场，努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